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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清洁供暖之路怎么走？还存在哪些梗阻？******

　　北方清洁供暖之路怎么走

　　清洁供暖，一头连着百姓温暖，一头事关蓝天白云，是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农村生活方式革命的重要内容。如何在提高供暖质量的同时，让“绿色暖冬”成为生活常态？推进清洁供暖还存在哪些梗阻？位于我国最北端的黑龙江省为此进行了深入探索。

　　眼下正是数九寒冬，供暖是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在全球减碳背景下，既要屋暖也要天蓝的呼声越来越高。如何实现室内温暖如春、室外蓝天白云，清洁供暖无疑担负着重任。2017年以来，《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规划(2017—2021年)》落地实施，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试点工作已在88个城市先后展开。

　　推进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是一项重大民生工程，有助于改善大气环境质量，提升百姓幸福感。这项工作如何更好更快推进？还面临哪些困难？该如何解决？近日，记者在黑龙江省展开了调查。

　　清洁供暖不是“去煤化”

　　推进清洁供暖并不是要“去煤化”。实际上，煤炭依然是我国冬季供暖的主力热源。在我国“富煤、贫油、少气”的能源结构背景下，推进清洁供暖不可能完全“去煤化”，而是要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和超低排放上做文章。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是老工业基地。以前每逢冬季，大大小小的燃煤锅炉烟囱都冒着黑烟。随着加快淘汰分散燃煤小锅炉的政策落地，小烟囱大污染问题得到解决。不过，在冬季供暖改由大型锅炉供暖后，主城区烟气排放问题依然存在。

　　2022年，一条长达40多公里的供暖管线犹如长龙横跨嫩江，由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富拉尔基发电厂(以下简称富发电厂)向齐齐哈尔市南部和西部地区提供热能。这个采暖季供热面积约1950万平方米，项目完全达产后，供热面积将达到2400万平方米，占齐齐哈尔市中心城区总供热面积的40%，居民冬天“呛鼻子”现象将得到极大改善。

　　富拉尔基发电厂党委委员、副厂长苗晓冬介绍，长距离供热项目替代了31台中心城区分散小锅炉，项目全面达产后可为20多万户居民提供清洁环保、节能高效的供热热源，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67万吨、二氧化硫排放约6200吨、氮氧化物排放约1700吨、烟尘排放约5100吨，大幅减少城区烟气排放量，大气环境将得到改善。

　　“以前我们单纯发电，煤耗较高。近年来煤炭价格上涨，企业亏损严重，转型迫在眉睫。本个采暖季前，我们对现有6台上世纪80年代投产运行的200MW凝汽式发电机组全部完成供热改造，新建富发电厂至齐齐哈尔市区各热力站热网管线总长度约46.8公里，促进电厂节本增效、转型发展，落实节能减排政策。”苗晓冬说。

　　煤炭价格高涨让传统燃煤电厂的日子并不好过。苗晓冬告诉记者，由于煤价和电价“倒挂”，企业被迫负重前行。通过技改转型，富发电厂如今成为热电联产企业。但长距离供热项目投资金额巨大，缺乏热源、热网设备设施更新改造专项补贴，加上热费价格长期未调整，企业生产经营依旧面临严峻挑战。

　　富发电厂遇到的问题具有普遍性。一方面，由于煤炭供应紧张、煤炭价格居高不下，冬煤夏储成为常态，但一到采暖季，煤炭供应形势依然紧张。另一方面，热费价格关乎群众切身利益，在价格调整方面也是困难重重，热源企业供热成本压力无法得到有效疏导。

　　业内人士建议，要进一步完善煤炭产供储销体系，提升供需调节能力，保障产能合理充裕，强化市场预期管理，引导煤炭价格在合理区间运行，确保安全稳定供应。同时，应强化煤炭企业成本价格监审，严厉打击囤积居奇行为，加大长协煤履约兑现监督力度，确保对供热企业的煤炭保供。

　　补齐农村清洁供暖短板

　　城市取暖以集中供暖为主，在污染物排放方面能够实现达标排放或超低排放，且便于监管。但在广大农村地区，由于缺少供热管网、天然气管网等基础设施，群众烧散煤、烧秸秆取暖的现象依然存在。农村地区清洁供暖该如何推进？

　　在绥化市海伦市海北镇海北村，土灶、土炕曾是家家户户的“标配”，百姓靠烧秸秆、烧散煤取暖做饭，村庄上空常常飘着一层黄黑色煤烟。这种景象在北方农村地区并不鲜见。很多村庄尚未通燃气，用电取暖又不能兼顾做饭，村民更愿意烧不花钱的秸秆，搭配着烧散煤，只不过大多数家庭的土灶、土炕如今变成了直排式小锅炉。推进清洁供暖，农村地区更像个久攻不下的“堡垒”。

　　两年前，海北村淘汰了一台老式10蒸吨燃煤锅炉，安装了一台14MW(20蒸吨)秸秆直燃锅炉，为当地1428户居民和全镇公共设施提供集中清洁供暖，惠及全村83%的人口。半年供热期消耗秸秆1.48万吨，替代燃煤8225吨，节约燃料费用支出约300万元，减排二氧化碳2.1万吨，还被纳入农业农村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技术服务与提升项目。

　　海北镇党委副书记赵刚告诉记者，集中供暖大多针对楼房，平房区域没有供暖管道，仍然以各家各户分散取暖为主。广大农村地区和城市棚户区、城乡接合部都面临供暖基础设施短缺问题，而供暖管网铺设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短期难以实现全覆盖。

　　从现实情况看，清洁供暖不仅要在热源端使用清洁化能源供热，完善热力管网等供热基础设施更为迫切。让更多区域享受到集中供热，减轻因烧散煤等分散式取暖导致的环境污染。对于老旧管网要加快改造升级，解决“跑冒滴漏”问题，提高供热输配系统效率。在需求端，则要加大建筑物节能改造力度，提升保温效果。

　　“我家2016年就用上了电暖器，干净卫生，费用也不高。用电取暖加上全屋家电，一个冬天花费2000多元。”齐齐哈尔市梅里斯达斡尔族区哈拉新村村民何振祥说，晚上使用电暖器执行峰谷电价，每千瓦时电只需2角8分钱。2017年，他还给自家平房外墙做了保温改造，一个采暖季电费降了一半，比烧煤更省钱。

　　如今，哈拉新村家家户户都用上了电取暖，当地供电部门为此专门增设一路电线满足居民用电需求。记者调查发现，对于大多数农村地区而言，推广电取暖可行性强，但需要加强农村地区电网改造升级，推行峰谷电价。同时，有条件的地区应加快推进“煤改气”和农房节能保温改造，并给予相应配套补贴，从而实现“电取暖、气做饭、房保温”，保证农村地区清洁过冬、温暖过冬。

　　探索清洁能源应用新路

　　推进清洁供暖，除了对传统供热方式进行节能改造，对清洁能源创新利用也十分关键。其中，风光电能、地热能、生物质、核能等清洁能源供暖是重要发展方向。

　　黑龙江是农业大省，每年产生秸秆量约9000万吨。近年来，黑龙江生物质热电联产项目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清洁供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相比煤炭，秸秆是低碳燃料，并且有明显的价格优势。

　　在位于哈尔滨新区的黑龙江宏通热力有限公司生物质热电联产项目厂区，广阔的堆场上堆满了玉米秸秆、稻壳等燃料。该项目配备了2台140t/h生物质高温高压循环流化床锅炉、2台30MW抽凝汽式汽轮发电机组，不仅能发电、供暖，还能为附近工厂供应蒸汽。

　　“我们的锅炉主要使用秸秆、林木枝丫等生物质燃料，其中秸秆占比90%左右。每台锅炉每天要‘吃掉’800吨秸秆燃料，一年下来，2台锅炉约消耗60万吨秸秆，年产电4.5亿千瓦时，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36万吨。”该项目负责人李建伟告诉记者，目前项目已经运行两年，周边200万平方米的居民社区实现了稳定供暖，每小时还能提供工业蒸汽150吨，服务于周边企业生产。

　　在齐齐哈尔市梅里斯达斡尔族区，国家电投齐齐哈尔九洲环境能源有限公司生物质热电联产项目承担100多万平方米的供热。该公司副总经理王勇介绍，从目前来看，生物质热电联产项目技术稳定成熟，比较适宜为大面积集中供暖提供热源。

　　不过，秸秆的来源与天气条件、综合利用政策等有很大关联。“2021年初冬，齐齐哈尔下了一场大雪，玉米秸秆都压在地里，导致秸秆供应短缺、价格上涨，企业发电不足导致亏损。2022年秋季天气条件较好，秸秆水分低，公司收储了近60万吨秸秆满足生产所需。”王勇说。

　　除了生物质能，如今越来越多清洁能源加入了冬季供暖的“菜单”。近年来，山东海阳、浙江海盐、辽宁大连等地率先进入了核能供暖行列。王勇曾长期从事核能供暖项目的前期准备工作。在他看来，加强清洁能源利用是解决能源短缺问题的有效途径，在实现“双碳”目标的道路上，核能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不过，核能利用仍面临着公众认可度和接受度不高的难题。“公众疑虑会随着对核能认识的深化而逐渐消除，因此加强公众沟通十分关键。”王勇说，他曾经到秦山核电站考察学习，其公众沟通经验值得借鉴。当地群众在实地了解核电站运行情况后，“恐核”心理消除，逐渐转为支持核能项目。在业内人士看来，积极做好核能公众沟通工作，是推进核能利用最为重要的前提条件之一。

　　推进智慧供暖建设

　　热力行业作为高耗能行业，推进节能降耗势在必行。此外，煤炭成本高企也倒逼热力行业转型升级。一方面，要加大清洁新能源应用力度，另一方面，也要对现有供热系统进行优化升级，推进智慧供暖，实现降本增效。

　　在现实中，室温过高会导致供热资源浪费，室温过低则影响居民温暖过冬。如何解决冬季居民家中过热、偏冷现象，保证室温处于舒适区间？

　　在齐齐哈尔市东市场42号楼的现鞠图抑校？诜抛乓惶ㄊ椅虏杉？鳎？庑┠甓？竟┡？蝗盟？腹？睢！肮┡？玫煤埽？夷谖露纫恢北冉鲜室恕Ｎ壹业氖椅虏杉？髁？幼湃攘？究刂葡低常？馨咽椅率？凳凳贝？凸？ァ！毙现鞠退怠�

　　邢志贤口中的热力公司是齐齐哈尔阳光热力集团万达热力有限责任公司。万达热力公司生产副总经理胡强强告诉记者，他们按照“远、中、近”“高、中、低”设置原则为服务范围内的689栋居民楼投放了1300个室温采集器，每栋居民楼都有采集点覆盖。室温采集器可通过无线网络与控制中心的上位监控系统通讯，定时上传温度值。

　　从2019年开始，万达热力公司就启动了智慧供暖系统建设。在该公司的智慧供暖平台控制室内，一块LED大屏正在进行功能展示。通过1台电脑控制，就能实现换热站无人值守系统、室温采集系统、负荷预测系统、二网平衡系统之间的自由切换。每个系统下设有诸多参数指标，为技术人员提供参考，实现供暖精准化管理。

　　供热二次管网是冬季供暖的关键环节，其控制效果的优劣直接影响供暖质量。如何实现二次管网系统平衡，一直是困扰供热企业的难题。“流量的调整、小区热用户的用热平衡，以往都是通过人工进行初调节。简单来说，就是将远端偏冷区域的管道阀门开大些，让热水多走些；将近端偏热区域的管道阀门开小些，让热水走慢些。但这些都是基于经验的操作，做不到精准控温，调节效率、效果不尽如人意。”胡强强说。

　　“通过室温采集系统，我们能准确掌握室温数据，辅助用于二次管网平衡的控制。各楼宇单元处都设置了智能二网平衡阀，利用平衡控制算法调控各个控制阀的开度，以平衡前端用户和末端用户的循环流量，使二者的实际流量接近于满足供热需求的理想流量，从而达到热量均匀分配的目的，让室温始终维持在24摄氏度左右，持续为居民送去温暖。”胡强强表示，建设智慧化供热系统能够最大程度满足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用户的用热需求，提升供热质量。

　　从黑龙江省的实践来看，智慧供暖正在积极推进。近日出台的《黑龙江省城乡建设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提出，推进城镇智慧供暖，通过智慧供暖示范项目建设，促进供热系统优化配置，降低热能损耗。到2025年底，黑龙江省城镇智慧供热一级网示范应用覆盖面积达到3亿平方米。同时，继续推进供热老旧管网改造，推进换热站、管网智能化改造。“十四五”期间，累计完成供热老旧管网改造4000公里以上，到2030年城市供热管网热损失比2020年下降5个百分点。

　　不仅仅是黑龙江，清洁供暖走进千家万户已是大势所趋。可以预见，北方地区冬季供暖将更清洁、更低碳、更智慧，热力行业的低碳转型之路也将越走越宽广。 (本报记者 吴 浩 经济日报)

将数字文明融入新闻理论创新******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以“元技术”为基础的数字革命给人类社会传播格局带来巨大变化，数字化深刻影响着新闻业态和人类的新闻经验，对新闻学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面对新的时代特点和实践要求，如何建构中国自主新闻学知识体系，持续推进中国新闻学理论创新，是我国新闻传播学界面临的重大课题。

　　重新审视新闻学核心概念

　　新闻学科的基础应从媒介机构或职业新闻实践转变到整个人类的新闻传播活动，进入人的生活世界。当前，互联网生态下的新闻信息生产与传播是开放的，专业性新闻职业共同体的壁垒逐渐被打破，脆弱的新闻专业体系变得更加无足轻重，传统的内容生产企业对互联网内容平台公司具有依赖性。以往新闻学研究多集中于新闻业的内部运作，而忽视了它的外部联系和影响，研究的对象局限于新闻行业以及管理部门，为从业者和管理者提供实用知识。虽然也有学者开始从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视角出发，将新闻看作社会的一个子系统，用场域、系统这样的概念来分析新闻，但这类研究并不多。

　　媒介技术变革不断挑战着传统新闻理论的解释框架，改变了传统的新闻生态结构。英国利兹大学教授安德森（Chris W. Anderson）认为，新闻生态的网络涵盖新闻生产机构、数字技术和新闻行动者等全部要素，且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是全新而复杂的。他提出“新闻生态”（news ecosystem）这一概念，强调新闻学研究的核心对象须由具体的“新闻机构”转向更为弥散的、网络化的“新闻生态”。李良荣认为，传统新闻媒体面临沦为“内容提供商”的风险，多生产主体、多媒介渠道、融合新闻产品共同重塑了新闻生产和传播生态。也有学者提出，新闻学研究出现了“生态转型”，不能再不假思索地以媒介组织为“容器”来理解新闻，而应该越过各种传统的边界，去探索那些原本不可预知的道路。在这一方面，研究者可借鉴行动者网络理论（ANT），打破新闻实践各个环节之间的界限，探索在数字网络中描述和解释新闻现象的新路径。

　　新的新闻传播生态呼吁研究者重新审视既有的新闻学概念，创新新闻理论体系。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黄旦提出，新闻学原来所坚信不疑的一些前提及其概念需要改造，将新闻学转变为一个经验性的学科。法国学者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认为，词语是人们自由改造、任意使用的工具，尽管它们清楚地表达了本身的含义。但正如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所言，“旧理论的很多既狭隘又具误导性的假说依然深刻影响着我们的思维，而实际上本不该如此。这些曾经被认为是思想解放的假说，今天已经成为我们对社会进行有用的分析的核心理性障碍”。因此，建立新闻理论的新范式就必须反思我们的理性束缚。

　　从早期的传单、小册子到大众传播时代的报刊、通讯社、广播、电视，从互联网时代的网站、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交机器人，媒介技术不断更迭，新闻活动的面貌与新闻产品的形态也发生了改变。传统新闻理论具有自洽的解释框架与基本范式，但受到新闻生态、业态和媒介技术发展的挑战，无法继续解释、分析和预测“弥散式”的新闻活动。因此，研究者不得不追问，传统新闻理论范式是在哪种媒介实践与媒介生态中形成的，是如何形成的，其用意是什么？这些理论受到哪些冲击，是否需要对其进行根本性的改造，或者只需局部调适？新的新闻传播生态和实践的主要变化是什么，用什么概念体系和理论框架才能更好地对其进行分析，并对新闻学的未来发展作出科学预测？

　　比如，新闻“真实性”概念内涵的变化。2019年2月，某公众号发布《寒门状元之死》一文，引发公众对该自媒体运用虚假内容的广泛批评。这表明在公众心中，“真实”是新闻信息传播的底线，对虚假消息不能容忍。但也有研究显示，人们往往倾向于扩散虚假消息，在社交媒体上，虚假消息传送到用户的速度要比真实消息更快。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杨保军谈道，新闻真实追求的基本目标不是建构真实、塑造真实、设置真实，而是“反映（性的）真实”“再现（性的）真实”，新闻真实应该回到事实真实这一基本要求上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陈力丹说，“新闻真实是可能的，但这种努力需要建立在对新闻真实这种现象的深刻理解之上”。那么，在数字新闻学中，“真实”概念是否还有其存在的空间？一方面，强调“新闻真实”是建立数字新闻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如何理解数字新闻中的“真实”却并不容易回答。在数字时代，这种“真实”是特定场景下的真实，体现的是人的理解和认识的“真实”，这意味着公众对“新闻真实”的需求也是动态变化的。另一方面，面对社会事实类型的变化，“新闻真实”的内涵也须随之更新。研究者应深刻分析存在与意识的关系和认识论问题，这也就意味着以往的新闻学概念在经验层面受到严重挑战。

　　再如，如何回答新闻“客观性”与“情感”的问题。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认为，不再简单地信奉事实，转而信奉一整套规章制度，以应对连事实都成问题的世界，这就是“客观性”。其后，客观性就成为新闻领域的“不死之神”，在这一主导范式之下，“情感”被驱离于新闻领域核心准则之外。传统新闻理论认为，新闻业理应重视客观理性，鼓励业界以“冷静而非情感化”的风格进行事实报道。原因在于，若在新闻生产中引入情感因素，会使这种“非理性”内容妨碍新闻的专业性。但情感因素是新闻业的一部分，且虚拟现实、沉浸式等新闻类型在创造同理心、唤起共鸣等方面具有显著作用，这意味着数字平台、社交媒体与新闻业的结合将进一步促使整个新闻业呈现出“情感转向”。此外，技术可供性进一步增加了“情感转向”的速度，并使得“情感”开始以合法的身份“接合”了专业新闻理念。国内部分学者已经关注到了这一理论转向，但研究只是刚刚起步，还需进一步推进和深化。

　　近几年，在强调新闻专业主义的西方传统媒体中，出现了一种“新闻激进主义”的现象。有学者将“新闻激进主义”视为在非主流媒体、女权传媒、激进报章等中可以找到的新闻报道方式，包括以第一人称叙述且内容有引导性的报道。新闻学者正日趋关注激进报道如何影响主流传媒。也有学者认为，“新闻激进主义”之势非但不会逆转，更将引发范式的转移。那么，数字新闻学该如何回答“客观”与“情感”的关系问题，又将如何处理“事实与观点分离”原则在当下的表现，这些问题值得研究者反思。

　　立足“数字新闻生态”的问题域

　　梳理数字新闻实践的形态，反思互联网环境下新闻系统的流动性，关注网络化社会公众参与数字新闻实践以及媒体平台边界模糊等方面的变化。詹姆斯·凯瑞（James W. Carey）在《作为文化的传播》一书中提醒，在媒介问题上的理论空白，使我们在通往具体的研究之路上必然要走许多弯路。梅罗维茨（Joshua Meyrowitz）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一书中也有类似的观点。许多对媒介影响的研究都忽略了对媒介自身的研究，由此带来的结果是，无论研究什么媒介的内容，如电视或者报纸、戏剧、电影、小说等，其方法都是一样的，媒介本身被当作了中性的传送系统。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喻国明探讨了未来媒介的进化逻辑，具体分析了从“场景时代”到“元宇宙”再到“心世界”的未来媒介演进逻辑，及其对于人的社会实践自由度的维度突破。

　　从新媒介、人与媒介关系的视角来理解数字新闻实践，即将媒介看成是人类的境况，从数字人文主义的视角分析媒介和新闻。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在《奇云：媒介即存有》一书中将媒介实践和媒介制度视为嵌入自然界和人类世界关系之中的事物。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王晓光、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陈静认为，新兴数字技术正在加速数字中国的构建进程，以数字媒介和人工智能为基础的新兴文化形态和知识生产体系正日见雏形，数字人文正在积极引领文化时空的数字化转换，并展现出广阔的发展前景。

　　数字新闻时代，在沟通的“讯息、告知和理解”三个环节中，受众通过不同的媒介进行沟通，实际上充满着诸多不确定性或选择的可能性。有学者认为，无论是期望通过沟通交往形成“共同体”，还是批判现代社会公共领域的萎缩，都不过是“一种怀旧情绪的自然流露”，是用旧的知识来理解新的世界。在政治社会学理论中，现代社会之前的社会被看成是一个由各部分构成的统一整体。相反，在一个急剧分化的社会中，使个人感到难以负担的是其缺乏社会同意的模式，而将各种角色整合为统一的生活。在传统新闻理论范式中，公众寄望于通过对话与协商而走向公共空间。那么，在数字新闻生态系统中，公众参与传播实践的方式发生了哪些变化，值得研究者反思。

　　从网络化关系出发，聚焦学术研究、业界实践和新闻教育体系改革等方面，建立数字新闻学新生态、新语境。在传统的新闻学研究中，存在着工具性思路——一种基于媒体技术演进的线性思考的研究框架：口头传播、书写传播、印刷传播、电子传播，现在又增加了网络/数字传播，用“媒体融合”或者“全媒体”来建构“新闻学”。这表明当前新闻学研究的学术想象力不足。相反，新闻业界要比新闻学界更具有探索精神。如《纽约时报》在2014年的“创新报告”中提到，要基于新媒体环境的变化，调整编辑部职能，创建受众拓展职位，并着手组建数据分析团队，创建战略分析团队，鼓励跨部门合作，零距离贴近受众，优先聘用数字人才，助力“数字优先”战略。这份报告对于国内媒体了解传统媒体如何更好地融合纸媒的传统业务和数字业务，顺利实现数字化转型，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这些数字方面的创新和人才职位的想象，现有的教学思维和内容并不能完全涵盖，也不能仅靠增加“网络传播”或“新媒体传播”之类的议题来实现新闻理论的创新。高校应从网络化关系出发，彻底打破现有的专业划分，创新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满足数字时代对全媒体人才的需求。此外，对于新闻的内涵与本质，研究者也需要有全新的思考。与之相应，对现有的教学方案、教学方式、课程体系等，也应做出符合中国新闻实践需求的发展。

　　重塑媒介变迁中人民的主体性

　　树立新闻学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回答好新闻是“为了谁”“服务谁”的问题。媒介变迁所带来的交往活动和交往结构的改变在不断重塑着人民的主体性，赋予主体新的内涵。研究者须反思新闻学研究应建构一种什么样的新闻环境，需要一种什么样的新闻品质，呼唤一种什么样的公共参与，以及建构一种什么样的公共生活等问题。新闻的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核心理念。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郑保卫认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应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坚持体现继承性和民族性、原创性和时代性、系统性和专业性，坚持党的领导。

　　技术日益成为人们认识世界、感知世界的本质性要素。数据与算法使人们的知识生产方式和生活状态发生了改变，人与技术的关系发生深刻变化。比如，算法运用于新闻传播活动中，涉及人民的主体性存在的意义、算法带来新的传播关系以及对公共传播秩序的影响、工具理性与交往理性的关系等问题。一方面，信息传播技术发生变化，数字传播环境对公共政治生活产生影响。另一方面，新闻传播领域已经出现了结构性的变化，如媒介形态、传播主体等。无论媒介如何改变，其物质性有何不同，信息与物（口语手势、风水火土、文字书写、大众媒介等）都是围绕“人类境况”而展开的。媒介无非是交往网络中的一环，而塑造人类历史的，正是这些信息与物的交换与传播。那么，从媒介视角出发，从人们的交往网络和实践入手，探讨如何构建符合人民群众需要的中国特色新闻学理论，应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问题。

　　构建中国特色的新闻学理论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信息技术拓展了人类生活的空间，也丰富了人类文明的内涵。只有从数字文明的角度出发，努力构建能够体现中国新闻学知识生产自主性、引领全球新闻研究的新闻学理论新体系，才能提升中国新闻学话语的国际影响力。传统新闻学存在多种不同范式（或者说是准范式）。早前有学者总结了“四大报刊”理论，麦奎尔（Denis McQuail）在这一基础上扩展到了“六大理论”范式，但这些理论范式都是基于西方的新闻实践和价值立场总结出来的，因此存在着“概念和术语多有不周严之处”。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陈昌凤认为中国特色新闻学有学科的基本架构，是一个体系。黄旦谈道，如果说学术体系的建构是一个研究范式问题的话，那么新闻传播学科应该从媒介这个视角介入进去，要重新进行概念化，改变工具论思维。作为媒介来讲，这是一种开放的、重新建立关系的过程。也有学者从学术研究的方法论视角出发，总结出了“规范性”“实证主义”“社会学”和“全球比较”四大范式，并认为“数字新闻学”有可能成为第五大新闻理论范式。虽然这一划分存在标准不统一的问题，但视野更为开阔，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新闻理论创新应站在数字文明转型的角度，即从文明的视角出发，特别是中华文明新形态的角度，分析数字新闻实践在当下存在的价值与意义。这与已有研究主要立足于技术变迁的角度来分析是有差异的。文明是历史沉淀下来的，被绝大多数人认可和接受的发明创造、人文精神以及公序良俗的总和。这些集合至少包括以下要素：语言、文字、工具、道德、信仰、宗教、法律、家族、城邦和国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胡正荣认为，演化的媒介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数字时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应以多样、平等、开放和包容为原则，通过构建全媒体传播体系，努力提升联结性、对话性、共享性和智能性，从而实现文明对话与文明互鉴。也有学者认为，数字文明在更优越的模式基础上，将形成新的法则、新的语言、新的公序良俗甚至新的文化和信仰。数据的新力量，就如同农耕之于古代文明、工业革命之于现代文明，将催生一种全新的文明形态。

　　中国新媒体技术发展处于全球优势地位（如5G、人工智能等领域都居于世界领先水平），社交媒体生态多样，平台丰富，行动者活跃程度高，数字媒体用户广泛参与新闻实践，创造了新的传播方式，如微信公众号、短视频、网络直播等。中国的新闻治理也有很多新探索，如大规模推广“中央厨房”，建立数据监控中心，培养网络评论员队伍，将融媒体中心与社会治理结合等，这些都为研究者建立新的新闻理论范式提供了宝贵的资源和实践经验。应加快中国新闻学话语体系建设，聚焦新闻传播实践中遇到的新问题，推进新闻理论创新，建立能够引领全球新闻学范式革命的理论体系，提升中国新闻学话语的国际影响力，推动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攻关项目“互联网环境下的新闻理论范式创新研究”（21&ZD318）阶段性成果）

　　（作者 浙江大学公共外交与战略传播研究中心 吴飞）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